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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硬笔书法 追随时代同行(庞中华)

发布时间:2012/6/29 10:33:11  来源: 本站原创  阅读次数: 1125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孙中山


作者:庞中华


中国当代硬笔书法,是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涌现出的一朵浪花,一枝蓓蕾。完全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硬笔书法的昌盛和繁荣。回顾往事,令人感慨嘘唏。
19807月,我的第一本小书《谈谈学写钢笔字》,在文化前辈江丰、文怀沙先生关爱下,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
这绝不是一次侥幸。因为这本小书的出版,我几乎耗尽了十多年的心血。
“文革”前,学生时代的我一心想当诗人,在家乡《重庆日报》上发表组诗,随后受到批评。谈虎色变,我感到当诗人、作家危险,容易犯“路线错误”,而最保险的还是书法,学习写字
我思索,写字,常见的就是毛笔字和钢笔字。毛笔书法历两千年,名家如云,名帖如山,要想创新也难;而今人人用钢笔,当时虽也出过一些字帖,但并未引起人们重视,没提到书法的高度加以研究和提倡,这就给我留下实践的空间。
“文革”年代,我在深山地质队任技术员,每天从野外回来,就在灯下读书、拉琴、写字。我用钢笔临习历代法帖,很有成效。两年,写成我第一本小书《谈谈学写钢笔字》(简称《谈》书)我开始向上海、北京等地的出版社去投稿。每次都石沉大海。那是一个万马齐喑的年代,没人聆听一个深山地质队员那微弱的呼唤。在大别山寒冷的夜晚,望着满天星斗,吟成四行小诗:“天上的星辰万千颗,总有一颗会照耀我;只要你给我一线光明,点燃我心中一团烈火。”
1979年,照耀我的星辰终于出现了,那就是文化前辈江丰、文怀沙先生。也真幸运,那一年,刚开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江丰的“右派”冤案平反,立即担任了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兼党组书记,文怀沙先生也走出“四人帮”的监狱,获得了自由。可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我也在其中。
《谈》书是一本很薄的小书,第一版36开本,82页。要在如今这个图书爆炸的年代,绝对早已淹没,无声无息,但在1980年的中国,却掀起浩浩波涛。第一版40万册在两个月内售光,于是出版社一版又一版地加印,新华书店供不应求,出版社成立“邮购组”,每天用麻袋往外邮寄。九十年代印数已突破千万册大关。直到今天,二十八年过去,这本小书仍在由作家出版社印行,它见证了整整一个时代。
《谈》书给我带来好运,也带来苦恼。1980年,我们地质队住在河南信阳,此地闭塞落后,经历“文革”后,极左思潮仍在一些人脑际徘徊。当《谈》书在信阳新华书店畅销的同时,许多朋友为我庆幸,也有不少人为我担忧,认为“下一次文化大革命”我会成为“白专道路”的典型,揪出来戴高帽子游街;我们地质队的一位头头杨某,公开宣布我“这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不务正业”,必须“加以批判”。那时候,国内的报刊已经开始批判作家白桦编剧的电影《苦恋》,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又要来了。很有意思的是,作家白桦的老家就在河南信阳,而且就在我们地质队大院隔壁,每当我从他旧居门前走过的时候,都会掠过一丝惶惑。
“抢打出头鸟”,此时,又传出流言说“庞中华发大财了——他的存款都五千元了”,这个数字,现在连中学生听了都会笑掉大牙,但在那时的中国信阳人民,这的确是一个天文数字。当时,“万元户”是中国人向往的明星。信阳第一个“万元户”,是在市区十字街头卖“胡辣汤”的小老板,他成了信阳市的风云人物,让人羡慕又嫉妒;而今我被谣传为“伍仟元户”,也够让人侧目。于是,不断有人找我“借钱”,“拉兄弟一把”。我苦不堪言。其实,出版社共付了我420元稿费(这相当于一个工人一年的工资)。我花390元自购一千册书(定价每册三角九分),赠送朋友,加上邮寄费,还赔了钱。
流言四起,压力增大。日子难过。
记得学生时代,峨眉山的老和尚给我相面,说我的名字取大了,太沉重。一生有“磨难相随”,但又有“贵人相助”。正当此时,《河南日报》驻信阳记者站长鲁嘉宾同志,把我的情况反映给新上任的信阳地委第一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刘玉斋同志,刘书记是位三八式老革命,做事雷厉风行,当天晚上就在地委办公室接待我,热情勉励;他亲自找地质队领导谈话,又在地委各级干部会议上,将此事作典型,宣讲“十一届三中全会”,讲小平同志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教导。在刘书记关心下,我的处境大为改善。此后,共青团河南省委又推荐我到郑州出席“全国青年自学成才座谈会”。我走出大别山,结识了更多朋友,开拓了眼界。
19801129日,《人民日报》第一个发表文章,对《谈》书加以肯定,标题是“书法的新品种——钢笔书法”,紧接着,“中国青年报”、“河南日报”、“重庆日报”也作了热情评介;共青团河南省委机关刊物“河南青年”则发表了记者杨东明的长篇报道:“春笋出土凌云志”。
我感到了春天的脚步。报刊和出版社找我约稿。1981年我已出版了三本小书,而且同样畅销。这一年,河南成立了书法家协会,我满怀欣喜写了两次申请报告,希望成为省书协一名会员,我的申请被当时主持省书协的陈老先生所拒绝。那理由是:我用的工具是钢笔,而钢笔字是不能称之为书法的。一颗炽热的心,充满了失望与失落。
我想,人应当有点志气。别人不认可我们,连“会员”都不让当,咱也不乞求。咱们自己去成立一个协会,就叫它“中国钢笔书法协会”,兴许大家伙还推举我当“会长”呢——哈哈!这是自我解嘲呢。要知道当时在中国,一个小地质队员,想成立一个全国书法协会,简直是异想天开。谁知若干年后居然梦想成真,这是后话。
! 1981,中国改革开放的春天, 中国人学习文化的热情空前高涨,每天,经由出版社和报刊,转来大包大包读者来信,充满热切,充满鼓励,充满期待与厚望, 读着这些来信,我的热血都在燃烧, 泪水在眼眶呼悠. 我感到有一种无法推卸的责任和使命。因为年轻,我竞没想到此后的艰辛与困苦。
我想起孙中山先生关于“必须唤起民众的教导,在朋友们的鼓励下,给国内的报刊大胆投稿,呼吁年轻朋友们,用现代书写工具,书写时代的激情和人生。稿件命中率特高。北京的“中国青年报”,天津的“八小时以外”,上海的“书林”、广州的“家庭”,以及各地青年报刊和教育报刊,都热情刊出我的文章。我感到燃烧的火焰可以煮沸大海,年轻人的热血在沸腾。
19814月,百年名校的“河南大学”(校址开封、当时称“河南师范大学”)向我发出邀请,请我去为年轻学子讲演。
我的心砰砰直跳,兴奋又害怕。因为我已在深山十六年,每天到山上画图,默默无语,快失去语言表达功能。而且平生连给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没作过一次演讲。怎敢冒然登上大学讲坛?
人生是机遇和挑战。我的老师文怀沙先生来信鼓励我“不要放过动嘴动笔的机会”,看来,我只能迎难而上。
我反思自己,因为从小拉手风琴,此后经常登台演奏——这舞台经验可以借鉴到讲台;青少年时代爱好诗文,有助于推敲语言。于是,我写好演讲提纲,面对地质队陋室的墙壁,激情满怀演练两天,就登上河南大学讲台,一炮走红。我被八百学子热情包围,校方挽留我在河大住了一周,跟每个系的同学座谈——于是,在河大掀起硬笔书法热潮,各种比赛、展览在校园蓬蓬勃勃。河大是开封的文化中心,这消息很快不胫而走,几十所学校、机关轮番请我讲演,开封这座文化古都一片热腾。
回到省会郑州,我应邀到郑州大学,河南工学院、农学院、轻工学院、中医学院等几十所大、中学校、机关、部队讲演,热情满怀、欢声笑语。我从当初的胆怯与畏缩,变得信心而阳光。
1981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春天哟!多少好朋友为我呐喊。江苏青年作家石楠、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总编室主任董惠君兄来了。石楠飞快地写稿、惠君兄不停地向江苏和全国广播,南国开始升温。石楠兄和惠君兄又策划了我的江苏之行——首先安排我到华罗庚的母校——江苏金坛中学(现更名“华罗庚中学”)演讲,金坛县委书记周尚达亲临课堂,带头鼓掌,当即留我在金坛住了一周,给县委机关、学校、单位作了七场演讲,周尚达书记热情命名我是“李燕杰式的演说家”——那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燕杰以演说而闻名全国。接着,到革命先烈瞿秋白、恽代英的母校——江苏常州中学演讲、《常州日报》总编辑吴颖之兄跟踪报导,并且请我在该报发表连载文章。真道是:春风又绿江南岸。
江苏之行的高潮,是在南京大学的演讲。演讲完毕,已是夜里十点,千名学子热情地欢呼、团团围住不能离去,石楠的腰被挤伤。最后,校团委书记王慰先将同学们的书本千余册,装进三大麻袋,派人抬到团委办公室,由我一一签名。从深夜十一点到次日凌晨六时签完。王慰先怕同学们找上门来,便悄悄带我们从学校侧门“逃跑”了。

中国硬笔书法的温度持续上升。19826月,杭州的《浙江青年》杂志举办第一届全国青年钢笔字书法比赛,收到来稿21967件。获得一等奖的是杭州任平,上海顾仲安、天津王清玺三人。这次大赛为中国硬笔书法全国普及推波助澜,发出了动员令。杂志社主编杨建新和责编倪建中,和我友好联络,我们频繁通信,探讨钢笔书法的美好前景。我建议趁此大赛,成立一个协会,创办一个刊物,得到杨建新的热情赞同。1984年举办第二届大赛时,我应邀到杭州主持评选工作,杨建新调走,新任主编陶松锐豪气冲天,派我和杂志社的倪建中、尹俊龙飞赴北京,遍访艾青、文怀沙、王光美、姚雪垠、常书鸿、蔵克家等文化前辈,得到热情支持。十月底回到杭州,在花港饭店举行的大赛颁奖大会上,发起成立“中华青年钢笔书法协会”,创办《中国钢笔书法》杂志。这一切都让人如生春风。
中央电视台开始了对硬笔书法的关注。1983年十月,央视青年编导骆幼伟,给正在太行山找矿的地质队员庞中华发出邀请,到央视《文化与生活》栏目,第一次向全国观众介绍钢笔字书法,央视著名主持人刘璐主持节目。紧接着,央视电教部副主任赵德珍,邀请庞中华主讲了大型系列的《钢笔书法讲座》,由当时央视著名播音员杜宪主持节目。该讲座轮番播放前后达五年之久。其影响可见一斑。庞中华第一次亮相央视屏道、身穿一件地质队的旧工作装和“假领子”,有感而题诗道:“旧衣难掩情满怀,中华初上央视台。痴心书友万万千,硬笔雄风滚滚来。”
中国硬笔书法的滚滚雄风终于来到了。198412月,首都中国历史博物馆青年职工章健,率领一群年轻人在北京发起“首都首届硬笔书法大赛”,参赛人数达四万人,并于第二年宣布成立“中国现代硬笔书法研究会”;此后,各种带有中华、中国字头的硬笔书法社团纷纷建立,其中有:中华钢笔、园珠笔书法研究会(上海)、中华硬笔书法家协会(重庆)、中国当代硬笔习字会(河北唐山)、中国南北硬笔书法协会(河北黄骅),华艺硬笔习字会(北京),以及挂靠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中国硬笔书法学会”,还有各省、市、地、县、学校、机关、都成立了硬笔书法组织,沸沸扬扬,不可胜数。据一位有心人士统计,仅在1987年,《中国青年报》上关于硬笔书法展赛广告就达62次之多,平均每六天就有一次全国展赛。
硬笔书法在军营掀起热潮。《解放军报》连读刊载我写的八篇谈书法的文章,“笔杆子”和“枪杆子”同样成为战士的至爱。在《解放军报》和成都军区的热情帮助下,我乘“毛泽东号”专机(当年斯大林送毛泽东的那架伊尔—14飞机),由成都军区群工部官联勋部长陪同,直飞云南前线,受到亲人一般的欢迎,前线总指挥廖锡龙副司令在猫耳洞宴请我们,从此,我和子弟兵结下一生的缘分。
中国的硬笔书法活动,受到日本和海外朋友的热情关注。日本硬笔书法研究会会长、七十二岁的山上秋果先生和日本硬笔书道学院院长小川江南先生率领40人的代表团访华,和我们交流并签订“友好条约”。19872月,我应邀出席日本硬笔书法研究会成立五十周年的盛会,发表了“中国当代硬笔书法大趋势”的讲话。这时我才明白,我们已经比日本落后了半个多世纪。心里有无限的紧迫感。此后,我们又和韩国、东南亚、台湾、欧洲的硬笔书法组织建立了友好联系。
改革开放,让中国人的聪明和热情都充分得到展现,当千千万万中国的硬笔书法爱好者们高高兴兴、热热闹闹,吵吵嚷嚷搞大赛,搞展览,成立各种书法社团的时候,我们这些刚刚从“文革”那个无法无序时代过来的人们被告知:而今一切必须纳入法制的轨道。中国文化部和民政部都颁布了有关“社团管理条例”和法规。正是在这时候,我们才恍然明白:原来那么多以“中国”、“中华”命名的书法社团,都未经主管部门登记注册,因而是“不合法”的,原来如此!
一切都得从新开始。当时七、八家以“中国”、“中华”命名的书法社团,都向文化部、民政部递交了申请材料,都希望自己的这一家社团能得到批准。这无异于缘木求鱼。因为大家被告知:在同一行业中、国家只批准成立一家“中国字头的社团,它必须是有代表性、权威性、团结而统一的组织。简单地说,当时的八家社团都得解散,而代之以一个崭新的社团。
新社团的成立过程是曲折而漫长的,为此耗费了五年多的光阴。在这漫长的时光里,让我想起一个不能忘却的人,时任文化部办公厅办公室主任的高崇礼先生。高先生肩负着文化部的使命:解散八个旧组织、成立一个新社团。这整个过程都是在平和协商中进行的。在这漫漫五年多的时间里,高先生不厌其烦地找每一个社团的负责人轮流谈话,静心地倾听,耐心地说服,细心地记录。一轮又一轮,一次又一次,有时是个别谈话,时而集体谈话。在这五年多时间里,我已记不清谈了多少次,递交了多少材料,总之,我都几乎失去信心和耐心了,但高崇礼先生依然是和颜悦色,不激不励。我相信,高先生对当时中国硬笔书法界的了解,胜过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他熟悉了每一个组织,每一个成员,每一次活动,每个组织相互人与人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
中国硬笔书法协会的成立,高崇礼先生倾注了太多心血。事隔多年,回想此事,我对高先生和文化部认真耐心的工作表示认同,但同时又深深感叹:此事为什么定要花去五年多时间呢?人说,时间就是生命。改革开放,不就是提高效率,珍爱生命吗?我们中国人的时间和生命,很多都消耗在漫长的等待和琐碎的“折腾”之中。
漫漫期待终于有了回音。1993315日,经国家文化部批准,经民政部登记注册,中国唯一合法的国家级硬笔书法社团——中国硬笔书法协会宣告成立,并于五月十六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成立大会。田纪云、文怀沙、张爱萍、程思远、王琦、沈鹏担任协会名誉主席。庞中华、田英章担任会长,庞中华任法人代表。
时光荏苒,岁月如流。我从20岁即1965年志于硬笔书法学习,历经15年即1980年终于出版第一本书;再从1980年历经13年即1993年中国硬笔书法协会成立,一共经历28年时间。这28年,是我生命最宝贵的一段岁月,很多时间耗在了漫长的期待与琐碎“折腾“中。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瓓珊处。”
自中国硬笔书法协会成立,又过去15年时光,中国硬笔书法活动,始终伴随改革开放的汹涌波涛上下沉浮,披浪前行。
经济腾飞,商品繁荣,网络铺天盖地,社会浮燥喧闹,许多传统文化在浪淘中挣扎。硬笔书法如之何?很多人只见表象,甚至有人说“一笔好字被电脑废了。”的确,从表面上看,硬笔书法没有上世纪八十年代那种轰轰烈烈、此起彼伏、急风暴雨似的、一年62次全国性的大展、大赛。然而,细心人会注意到硬笔书法,现在已进入一个成熟的、有序的、平稳而健康发展的时代,“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从首都的中国硬笔书协到各省、地、市、县、都建立了经各级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硬笔书法社团,经常举办各种书法活动,其声势绝不亚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例如去年由辽宁省消防总局和中国硬笔书协主办的《消防杯》全国硬笔书法大赛,参赛人数达62万之众;今年十月在湖北孝感举办的“中国首届汉字书字节,”有150万人书写感恩信,有一万人现场书写表演,场面之壮观,史无前例。图书市场上,各种硬笔书法字帖铺天盖地、争奇斗胜、琳瑯满目,各地的硬笔书法培训班,红红火火,又是一番景象和国外的文化交流日趋频繁。
近年来,迎着改革开放的雄伟步伐,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也日益完善并加强自身的改革,一批优秀的年轻人走上协会各级领导岗位。他们充满阳光,充满朝气,信息更加通畅,视野更加开阔,他们将会为硬笔书法事业普及中国,走向海外作出创造性的贡献。
君不见,中国改革开放步步深入,带来中国硬笔制造业蓬勃发展,自今已有三千多家硬笔制造企业,每年生产500——600亿支各种新款硬笔,产值逾千亿。这一切,都为中国硬笔书法艺术提供了精良而充足的利器。同时,中国硬笔书法的兴旺,又促进了中国制笔业的发展与创新。
改革开放,伴随经济政治走向世界的就是中华文化。国外学校纷纷开设中文课程,中国在海外大力兴办孔子学院,使中华文化成为当今世界热点、亮点。正如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增强“文化软实力”已引起世人关注。有关专家一致认为,中华汉字文化的核心正是书法。
欧美人发明了现代硬笔(钢笔、铅笔、园珠笔、记号笔等),中国人创造了传统书法。两者的美妙结合,将使中国书法成为世界人民共同喜爱的艺术。终归有一天,不管白、黄、黑肤色的人们,犹如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一样,来举办“汉字书法比赛”。可以说,汉字书法,是中国人献给世界的最美妙最迷人的无声音乐。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曾经指出,随着人类的进步,人类的文学必然要克服民族的、地域的狭隘性,越来越具有世界性。文学如此,中国的书法也必然如此。
改革开放,让硬笔书法脱颖而出,成为一门独特艺术。在这三十年时间里,也让一个地质队员的梦想成真。不但成真,而且这真实比当初的梦想更加丰富多彩,波澜壮阔,辉煌而灿烂。
让改革开放的步伐更矫健而奔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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